生态叙事的深度
要说咱们崇明经济园区的媒体报道，最早还得追溯到2010年前后。那时候我刚来招商，记者朋友来采访，张口就问：“你们这儿是不是除了树还是树？企业能在这儿活下去吗？”说实话，这话扎心，但也是实情——那时候大家对“生态园区”的理解，还停留在“不能污染”的层面，媒体自然也盯着“环保”做文章。我记得2012年《解放日报》来拍专题，镜头里全是稻田、水杉，采访了半天村民，就是没拍到一家像样的企业。后来主编私下跟我说：“刘老师，不是我们不写产业，是你们这儿‘生态’太‘满’了，‘经济’装不进去啊。”这话说得直白，却点出了早期报道的困境：生态与经济像两条平行线，媒体怎么写都觉得别扭。
转机出现在2016年之后，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理念火了，媒体开始琢磨：崇明的“生态”能不能变成“生产力”？我记得2018年《第一财经》来了个年轻记者，不满足于看园区规划图，非要跟着我们招商团队跑企业。最后她盯上了刚入驻的“绿能科技”——做光伏板回收的，核心技术能把一块旧光伏板拆出90%的可用材料。记者蹲守了半个月，从企业研发车间拍到崇明农户家的屋顶光伏板，最后写了篇《一块光伏板的“生态闭环”》，把园区“生态资源—绿色技术—循环经济”的逻辑讲透了。这篇报道后来还被新华网转载，很多企业看完主动联系我们，说“原来生态不是门槛，是优势”。这事儿让我明白，媒体对生态的报道，终于从“保护”的单向度，转向了“转化”的深度挖掘。
现在再看生态报道，那叫一个“立体”。去年央视《焦点访谈》拍《生态园里的“金钥匙”》，不光拍我们园区的林荫道、生态湿地，更重点拍了两样东西：一是“生态账本”——园区每亩地的能耗比全市平均水平低40%，亩均效益却高出15%；二是“生态溢价”——某家做有机蔬菜的企业，因为园区能提供“零污染土壤”认证，产品价格比普通蔬菜高3倍。记者采访企业老板时，老板指着园区外的长江说：“以前我们担心生态是成本，现在发现生态是‘金字招牌’。”这种报道，把生态从“背景板”变成了“主角”，让读者真切感受到：崇明的生态，不是“守”出来的，是“创”出来的。
学术圈的朋友跟我聊过，媒体对生态叙事的深化，其实反映了“生态经济学”的传播路径。早些年大家讲生态，总说“限制开发”，现在讲“生态资本化”——把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价值。就像咱们园区的“碳汇林”，媒体不光写树长得多高，更写“这片林子每年能吸收多少吨二氧化碳，通过碳交易能换来多少真金白银”。这种叙事转变，背后是媒体对“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”理念的深刻理解。我常跟团队说：媒体能把生态故事讲透，招商就成功了一半——企业家最聪明，他们能从报道里读出“这里不是不能搞发展，是能搞更好的发展”。
产业转型的镜像
崇明经济园区的产业转型，就像一面镜子，媒体怎么照，就反映出什么样的时代认知。我刚来那会儿，园区里大半是农产品加工企业，记者来采访，标题永远是“崇明：生态岛里的‘农业园’”。2015年左右，园区开始“腾笼换鸟”，淘汰了30多家高耗能企业，引进了一批生物医药、新能源企业。那时候媒体争议可大了，《经济观察报》发了一篇《崇明“去工业化”之困》，说“放弃传统产业，靠高端制造业能不能立住脚？”我们招商团队急得团团转，却不知道怎么跟媒体解释转型的必要性。
真正让媒体看到转型成果的，是2019年一家叫“生态农科园”的企业。这家企业把传统农业和物联网技术结合起来，在园区建了“智慧农场”——传感器实时监测土壤湿度、光照，AI系统自动调节灌溉施肥，产量比传统农场高2倍，却省了70%的水。记得《新民晚报》记者来采访时，正赶上农场用无人机给水稻授粉，黑压压的无人机群飞过稻田，记者眼睛都看直了。后来她写了篇《当稻田遇上AI：崇明农业的“逆袭”》，里头有句话我印象特别深：“以前说崇明农业是‘老黄牛’，现在成了‘科技牛’。”这篇报道出来后，不少做智慧农业的企业主动找上门，说“原来崇明不是‘农业博物馆’，是‘农业科技试验田’”。
媒体对产业转型的报道，现在越来越注重“数据说话”。去年园区发布了一份“转型白皮书”，里面有个数据特别亮眼：十年间，园区二产占比从35%提升到58%，但单位GDP能耗下降了52%。《上海证券报》拿到这个数据后，做了个长图报道，用“绿色柱状图”对比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效益——传统纺织厂一亩地年产值50万，现在的新能源企业一亩地年产值300万，能耗却只有前者的1/3。记者还采访了一位从纺织厂转型到新能源企业的老员工，他说：“以前织布，手上都是油污；现在搞光伏板，手上都是干净的技术活。”这种“数据+故事”的报道，比单纯喊“转型成功”有说服力多了。
“崇明园区招商”转型期的阵痛，媒体也没回避。2021年园区关停了一家老化工企业，当时《东方早报》来了个深度调查记者，没写“关停成就”，而是写了“50名工人的转岗故事”。记者跟拍了三个月，记录了工人参加技能培训、重新上岗的全过程。最后一篇报道标题叫《告别“化工蓝”，穿上“科技灰”》，里头有句工人原话：“怕过吗？怕，但园区给了我们新饭碗。”这篇报道后来获得了上海新闻奖，评委说它“真实反映了产业转型中的人本温度”。我觉得，媒体能这样报道，说明他们理解：转型不是简单的“换产业”，是“换一种活法”——对企业是，对工人更是。
政策解读的温度
说到政策报道，我可是有血泪教训。刚工作时，记者问“园区有什么政策”，我就搬出一堆文件：“对高新技术企业，给予房租补贴；对绿色项目，享受贴息贷款……”记者听得直打哈欠，最后报道里只写了“崇明出台多项扶持政策”，具体啥政策，读者压根看不懂。后来带我的老招商拍着我肩膀说：“小刘，政策不是给领导看的，是给企业吃的‘定心丸’，你得让媒体把‘政策翻译’成企业能听懂的话。”
现在政策报道，最讲究“获得感”。记得2022年园区推出“绿色金融21条”，允许企业用碳汇权质押贷款。一开始媒体也写得云里雾里，后来我们拉着上海银行和一家做碳资产评估的企业，搞了一场“政策体验日”。记者跟着企业老板，从提交碳汇权评估报告，到银行放款，全程记录。最后《新闻晨报》写了篇《500万“碳汇贷”，救活了一家绿色工厂》，里头详细写了“企业怎么评估、银行怎么审核、“崇明园区招商”怎么贴息”。老板在采访里说：“以前觉得‘绿色金融’是空中楼阁，现在发现它就在我们手里。”这篇报道出来后，园区碳汇权质押贷款申请量翻了三倍，很多企业说：“是媒体让我们知道，政策不是‘挂在墙上’的，是‘能拿到手里’的。”
媒体还特别喜欢做“政策对比”报道。去年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后，《浦东时报》做了个专题《崇明vs苏州工业园：政策怎么“各显神通”》。他们没比GDP，比的是“政策精准度”——崇明针对生态企业的“亩均效益奖励”，苏州工业园针对科创企业的“研发费用加计扣除”。记者采访了园区管委会主任，主任说：“政策不是‘越优惠越好’，是‘越适合越好’。”这篇报道让很多企业明白：崇明的政策，不是“拼补贴”，是“拼适配”——你的企业有多“绿”，就能享受多“对路”的扶持。
我常跟媒体朋友说，政策报道最怕“一冷一热”：冷的是文件堆砌，热的是过度承诺。咱们园区的政策宣传，一直强调“三个讲清楚”：讲清楚政策从哪里来（国家战略、生态需求），讲清楚政策到哪里去（企业怎么用、效果怎么样），讲清楚政策边界（什么能支持、什么不支持）。比如去年有家想做“光伏+储能”的企业，问能不能给全额补贴，我们没直接答应，而是带着记者去看了园区的“政策实验室”——里面有份《光伏项目扶持效益评估报告》，算了一笔账：企业自己投30%，“崇明园区招商”补贴30%，剩下40%靠银行贷款，虽然前期投入大，但10年能回本，比全额补贴更可持续。后来《中国经济周刊》报道了这个“政策实验室”，说“崇明的政策不是‘给鱼’，是‘教渔’”。我觉得，这就是政策报道该有的温度——既给信心，也讲理性。
企业故事的厚度
在招商一线待久了，我发现一个规律：企业最怕被“标签化”，媒体也最怕写“套路化”的企业报道。早些年记者来园区，采访完企业就写“某企业落户崇明，助力生态建设”，千篇一律，企业老板自己看了都摇头。后来我跟媒体朋友说：“你们能不能别只写‘企业做了什么’，写写‘企业为什么来崇明，来了之后经历了什么’？”没想到这话点醒了他们，企业报道从此有了“厚度”。
最典型的案例是“生态农科园”的老板老王。他是崇明本地人，早年在上海做服装生意，赚了点钱后想回家乡搞农业。2016年他来园区考察，我跟他说：“搞农业可以，但得搞‘不一样’的农业。”他犹豫了三年，怕“生态农业投入大、回报慢”。2019年，记者跟着我们招商团队去回访老王，正好赶上他的第一批有机黄瓜上市。记者看到黄瓜包装上印着“崇明生态岛认证”，问老王：“这个认证对你意味着什么？”老王当时正在搬箱子，擦了把汗说：“意味着我儿子愿意回来接班了——他以前觉得搞农业没出息，现在说‘这是有技术含量的活’。”后来《中国青年报》以《一个“归乡老板”的生态账》为题写了老王的故事，里头有段细节特别打动人：老王带着儿子在稻田边散步，指着远处说：“这片地，十年前种水稻一亩赚800块，现在种有机稻一亩赚8000块，土还越来越肥。”这篇报道发出来后，老王接到好几个电话，都是年轻人想跟他学生态农业。老王后来跟我说：“刘老师，是媒体让我知道，我们企业不只是卖农产品，是在种‘希望’。”
媒体还特别喜欢挖掘企业的“转型故事”。园区里有家老牌纺织厂，叫“沪纺三厂”，2018年面临关停。老板是个60多岁的阿姨，一开始死活不同意，说“厂子开了30年，几百号工人怎么办？”我们和媒体一起帮她想办法，最后决定转型做“环保面料”——用回收塑料瓶做涤纶丝。记者跟拍了半年，从老板学习新技术，到工人重新培训，再到产品拿到国际认证。最后《文汇报》做了个系列报道《老厂的“绿色重生”》，其中一篇叫《阿姨的“新时尚”》，写老板带着环保面料去巴黎参展，外国客商惊讶地说：“没想到中国老厂能做出这么可持续的布料。”这篇报道让“沪纺三厂”火了，订单排到了年底。老板阿姨后来见到我说：“以前觉得媒体是来‘揭短’的，现在是来‘帮忙’的——他们把我们的难处写出来，把我们的努力写出来，大家就理解了。”
我觉得，企业报道的“厚度”，就在于写出企业的“人情味”。去年疫情期间，园区一家做生物医药的企业“海科生物”需要紧急研发检测试剂，工人连续一个月没回家。记者去采访时，没写“企业加班加点抗疫”，而是写了实验室里一个95后工程师的故事：他女朋友在浦东医院当护士，两人一个月没见面，情人节那天，他女朋友托人送了一盒巧克力到实验室，巧克力化了，他舍不得吃，放在了仪器旁边。记者拍下了那张融化的巧克力和检测仪器的照片，配文：“有些甜，要和‘大家’一起分享。”这篇报道没提企业贡献了多少产值，却让很多人记住了“海科生物”——一家有温度的企业。我常跟媒体说：企业不是冰冷的“经济单元”，是“人的集合”，把人的故事写透了，企业的形象就立起来了。
区域协同的广度
崇明经济园区不是“孤岛”，它的发展从来离不开长三角的“朋友圈”。但早些年媒体一写崇明，就是“上海的后花园”“生态孤岛”，好像跟周边地区没关系。我记得2014年园区和苏州工业园搞了个“产业协同试点》，记者来采访，问：“崇明和苏州，隔着100多公里，怎么协同？”我当时回答不上来，因为那时候大家心里也没谱——崇明搞生态，苏州搞工业，怎么协同？
转机出现在2020年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成立后，媒体开始从“区域协同”的视角看崇明。去年《新华日报》做了一个专题《长三角的“生态共同体”》，记者跟着我们的“协同招商小分队”跑了三个地方：嘉善的科创园、杭州的互联网企业、苏州的制造基地。他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：嘉善的科创企业需要中试基地，崇明有生态空间，正好对接；杭州的互联网企业想做“智慧农业”，苏州的制造企业能提供物联网设备，崇明能提供应用场景——最后形成了一个“研发—制造—应用”的跨区域产业链。记者在报道里画了一张“协同地图”，把三地的产业优势连成线，标题是《100公里的“生态产业链”》，看得人心里亮堂堂。这篇报道出来后，嘉善的科创园主动联系我们，要在崇明建“中试基地”，说“你们的生态，就是我们的‘试金石’”。
媒体还特别喜欢报道“基础设施的协同”。去年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通车后，《东方早报》记者来体验，从上海出发，1小时就能到园区。他们没写“桥修好了”，而是写了桥带来的“变化”：以前苏州的企业来崇明考察，得早上5点出发，现在8点出发，中午就能回；以前崇明的农产品运到苏州，要绕行上海，现在3小时就能到苏州市场。记者采访了一个苏州的采购商，他说：“以前觉得崇明‘远’，现在觉得崇明‘近’——不仅是距离近，是产业生态近。”这种“距离近”和“生态近”的对比，让读者真切感受到区域协同不是“口号”，是“实实在在的便利”。
我觉得，区域协同报道的“广度”，在于写出“1+1>2”的效应。去年园区和张江科学城搞了“飞地园区”，张江的企业在崇明搞中试，崇明的企业在张江搞研发。记者来采访时，没写“两个园区签了协议”，而是跟踪了一家做AI医疗的企业——他们在张江搞算法研发，在崇明建了“AI+生态医疗”中试基地，用崇明的生态数据优化算法，反过来又给张江的研发提供“真实场景”。记者在报道里算了一笔账：企业在张江的研发成本每平方米8块钱，在崇明中试成本每平方米2块钱，一年能省几百万。企业老板说：“以前觉得‘飞地’是形式主义，现在是‘真金白银’的协同。”这篇报道让很多“飞地园区”的企业找到了合作方向，他们说：“媒体把‘协同账’算明白了，我们合作就更有底气了。”
民生联结的实度
做招商的，常说“营商环境”，但我总觉得，园区的“民生环境”更重要——企业员工要在这里生活，周边居民要在这里发展。早些年媒体写崇明，要么写“生态好”，要么写“企业多”，很少写“民生怎么样”。我记得2017年园区扩区，周边几个村的村民担心“征地后生活怎么办”，记者来采访，村民直接说：“企业来了，我们能有工作吗？”当时我们答得含糊，媒体报道也写得模糊，最后村民还是不放心。
后来我们跟媒体商量，能不能一起搞个“民生体验日”？让记者跟着我们招商团队去村里，看企业怎么招工，社区怎么配套。记得2019年《新民晚报》的记者小王跟着我们去了庙镇，正好赶上园区企业“生态农科园”招工，村民们挤在招聘会现场，问“有没有年龄限制”“包不包吃住”。记者拍下了一个50多岁的阿姨填报名表的样子，阿姨说：“以前觉得企业招的都是年轻人，现在发现我们‘大龄工’也有优势——种了一辈子地，懂生态！”后来小王写了篇《家门口的“绿色岗位”》，里头有个数据：园区周边5个村，有320名村民在企业就业，人均年收入比以前种地时多了2万。这篇报道出来后，村民不担心了，企业招工也顺了——很多村民说：“原来园区不是‘别人的园区’，是‘我们的园区’。”
媒体还特别关注“生态惠民”的细节。去年园区建了个“生态绿道”，连接企业和周边社区，记者去采访时，没写“绿道多长、多宽”，而是写了一个退休教师的故事：老师每天早上沿着绿道散步，能看到白鹭从稻田里飞起来，能闻到桂花香，还能碰到去上班的企业员工，大家打招呼说“早上好”。记者在报道里说：“这条绿道，是‘生态路’，也是‘民生路’——它把企业的‘生态’和居民的‘生活’连在了一起。”这篇报道后来被很多公众号转载，有读者留言：“原来崇明的生态，是‘共享的生态’。”
“崇明园区招商”民生报道也不能只报喜不报忧。2021年园区新建了人才公寓，一开始配套没跟上，员工反映“吃饭不方便”“孩子上学远”。记者来调查后，没写“公寓多漂亮”，而是写了“问题怎么解决”——园区管委会和媒体一起开了个“民生恳谈会”，企业员工、居民代表、“崇明园区招商”部门都来了，最后决定在公寓楼下开便民食堂，和周边学校协调校车。记者跟踪报道了“恳谈会”到“食堂开业”的全过程，标题叫《从“问题清单”到“幸福清单”》。员工在采访里说：“以前觉得媒体是来‘挑刺’的，现在是来‘帮忙’的——他们把我们的声音传上去了，事情就办成了。”我觉得，民生报道的“实度”，就在于写出“问题—解决—获得感”的真实链条，让读者看到：园区的发展，不是为了“好看”，是为了“好过”。
总结与前瞻
18年招商做下来，我看主流媒体对崇明经济园区的报道，就像看一部“成长纪录片”——从早期的“生态标签化”，到现在的“生态经济立体化”；从单纯的“产业报道”，到“产业+民生+区域协同”的全景式呈现。媒体的变化，反映的是社会对“生态发展”认知的深化：大家不再把生态和经济对立起来，而是看到它们相互成就的可能。
说实话，媒体对园区的报道，帮了我们招商大忙。记得2018年有个做新能源的企业老板，来崇明之前特意把近三年的媒体报道翻了个遍，他说：“我从报道里看到，崇明不是‘不能搞工业’，是‘能搞绿色工业’；不是‘没有政策’，是‘有懂企业的政策’。”后来他告诉我：“是媒体帮我‘踩点了’，你们不用多说话，报道就是最好的‘招商说明书’。”
未来，我觉得媒体可以从三个维度做得更好：一是“国际传播”，崇明的生态经济模式，对全球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有借鉴意义，媒体能不能多讲“中国生态园区的世界故事”？二是“数字化转型”，园区现在有很多“智慧农业”“数字工厂”，媒体能不能用短视频、VR这些新形式，让读者“云体验”崇明的生态科技？三是“青年视角”，现在年轻人越来越关注“可持续生活”，媒体能不能多写“90后创业者”“00后员工”的故事，让崇明成为“年轻人的生态创业热土”？
作为招商人，我们也会继续配合媒体：建好“企业—媒体”沟通机制，让媒体能随时听到企业的声音；做好“数据开放”，让报道有更扎实的事实支撑；讲好“民生故事”，让读者看到园区发展的温度。毕竟，媒体是园区的“镜子”，镜子照得清，园区才能走得远。
招商平台的见解总结
崇明经济园区招商平台作为连接企业与外界的重要桥梁，始终将媒体观察视为园区发展的“晴雨表”和“助推器”。我们深知，媒体的报道不仅是园区形象的展示窗口，更是政策落地的“翻译官”、企业故事的“讲述者”。为此，招商平台建立了“媒体服务专班”，主动对接主流媒体，提供从选题策划到实地采访的全流程支持——比如针对“生态产业”主题，我们联合媒体开展“园区探访日”活动，让记者深入企业一线，捕捉“生态转化”的真实案例；针对“民生关切”，我们联合媒体开设“民生回声”专栏，及时反馈企业员工及周边居民的需求。通过这些举措，招商平台有效引导了媒体报道的深度与广度，让“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”的理念通过媒体传播深入人心，也为园区吸引了更多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。未来，招商平台将继续深化与媒体的合作，搭建更高效的沟通桥梁，让崇明经济园区的故事被更多人看见、理解、认同。